今天聽了一場演講，如上面的圖片所示，但卻好巧不巧記錯了時間，抵達時已是七點四十五分，流程進入到講者的最後一張投影片..... 好在仍一同參與了接續的 QA 時間。

接下來下面一大段，是今天聆聽 QA 時的一些筆記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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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企業不一定是新的東西，就是一個回歸善的本質的行動。

有一位曾在社企流中擔任過志工的人提到：韓國有法令：合乎規定的有1000多家，香港有一個創投機構(很多金融機構挹注)，在這些地方，社會企業像是在補足政府對於某些部分的不理睬、不足。

有人認為社會企業主要是目的是兩個部分：ㄧ、做慈善。二、避免資本主義體制內的問題(剝削)。整體而言像是一個道德許諾。

有人覺得這整個社會的氣氛很恐怖：感覺大家都在 push 社會企業，似乎把社會福利、服務營利化，有一種新自由主義的感覺，即把政府的功能市場化。這之中會有掛羊頭賣狗肉、剝削的問題，台灣農業年輕人的一篇文章也有提到。一般來說，左翼、社會主義一點思想的，主要關注生產的過程，但現在多討論在消費面。那盈餘的分配呢？內部的管理機制呢？

老師不想把定義定死：首先，他問「社會企業是終極的東西嗎？」他會過去吧，不像身經百戰（250年）的資本主義。另外，定義重要嗎？我比較在意它的功能、內在，關注在它做什麼東西，本質上是不是能改變一點資本主義的問題。在這裡我不會定義，是一個結果論的取向。

有人提到：假如解決問題時，又製造問題呢？ex.西班牙的瓶裝水案例、台大小七貼紙捐獻案例。

老師提到：他認為台灣的情況是 baby，資本額很小，五百萬的就可以拿起來拜，還沒能大到做明顯的負面的事情。所以，我們可以知道，有一個問題是重要的：「怎麼衡量？要怎麼評估它、測量它？」

老師有一個想法：我們常常假設一個敵人，但說不定我們有合作的空間，我們是要抵制它，不是要殺死它。

世界上社會企業已經白熱化了：韓國每年撥 GDP 的 1% 作為捐助，首爾市長宣布要做公平貿易城市。中國是全世界社會企業最發達的地方，因為國家監管人民團體很嚴，所以有些登記是公司，但想做的是 ngo。香港馬匯，賭馬，捐大學，財富重分配？台灣做不來，社會不能接受，賭博就不能接受。

台灣六零年代後發展很多合作社，有的向地方紮根，有的成為公司，有的跟社會運動結合。（老師）我也很期待台灣的社企發展，沒有制度化的發展，一直以來，制度化不是我們的習慣，台灣的棒球也是一樣的，下一場好還是不好不知道，輸了也很常見，社會企業也是。

假如說過程錯的，結果對的呢？

所以沒有一個共通的方式，各地的價值觀不一樣。我還看不太出來台灣的樣貌是怎麼樣。

我不贊成一個可以跟政附匹敵的 ngo。

將原本沒法兒成為一般市場能接受的勞動力，重新設計生產模式（製程切割、零碎化、特製的工作內容）讓這些勞動力也可以進入市場。ex.喜憨兒烘培坊。在這裡，比起該領多少錢，我比較在意這互動的過程是怎麼樣的一個溝通、討論過程，以及誰享受較多/少的利益等（利益、權力的分配），所以才不用管它是 ngo, npo, 社會企業、一般企業等。

安侯、KPMG開始注意到。

一開始想的是社會問題，還是社會企業？現在很多一窩蜂的看到的都是企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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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相當認同去看清楚那個「活動的本質」這件事情。社會企業像是個標籤，台灣的學界、社會上也沒有一個統一、泛用的定義，很多情況也許我們都可以稱某個單位、組織為社會企業。但更重要的事情是，到底它在做的事情是什麼、怎麼做的？到底，是不是對社會整體而言，是好的呢？

這個重要的問題，便可以與會計師事務所有些連結。因為，在我理解中的會計，其內容是「把經濟活動記錄下來，用一個合乎大家認為的公允的標準，去衡量這些活動，最後，將這一連串的資訊，提供給相關的使用者參考。」所以，與前面提到的重要問題可以產生關聯的點就在於：衡量「活動」並將這資訊「呈現」出來。老師提到目前在勤業（Deloitte）與安侯建業（KPMG）都有臨時的編制人員，在與學界接觸，進行類似的討論。這討論似乎一開始是從稅的問題開始的，到後來聊到假如像 ROI 這東西，對應到我們這如何衡量對社會有助益的問題上，R 跟 I 的組成可以與目前的基準有什麼不一樣的變化。

誠然，我可以猜想到，如同所謂的綠色會計，這樣的變化要產生實質的影響、落實，相當耗時耗力也非常難以在短時間內見效。但我也相信，這樣難以改變的會計制度，正因為其不得任意變動，因此當它一有所變動時，必能帶來相當全面的效果。

這禮拜五有個參訪 KPMG 的活動，希望可以問到點東西。